大唐刚刚建立，天下远未平定，高官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这些矛盾中，最惹眼的是外臣中第二高官刘文静和第一高官裴寂之间的矛盾。
刘文静和裴寂其实早就相识，刘文静做晋阳令的时候，裴寂是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小城而且都不是等闲之辈，一来二去地就交上了朋友。一天晚上，二人谈天说地到很晚。裴寂远远望着城上的烽火，仰天长叹一声说：“我地位卑贱，家里又穷，在这兵荒马乱之世，何时才能出头啊？”刘文静笑着说：“世道本来变化无常，你的情况不足为怪。再说了，你我二人有这样的交情，一起相处得痛快，还考虑那些干什么？”当夜抵足而眠。后来，二人都怂恿李渊起兵，而且从李渊起兵到进攻长安的过程中，两个人的关系依然保持得不错，一个是唐高祖的左膀，一个是唐高祖的右臂，同舟共济协助唐军挺进关中。
刘文静确实为大唐的建国立了不世之功，但他毕竟是李世民的人，是通过李世民才接触上唐高祖而参加晋阳起步的；而裴寂是唐高祖的密友，所以和唐高祖的关系就比刘文静亲密。加上唐高祖本来就有任人唯亲的特点，所以在即皇帝位之后，给裴寂的官位和封赏要高于刘文静。其实，即使抛开唐高祖任人唯亲的特点，这样做也有合理的地方：当时天下远未平定，皇帝还离不了“准萧何”这样的智囊，裴寂和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人选。而且，放一个这样德高望重又易于控制的人在众大臣之上，也比较安全。刘文静虽然非常聪明，智慧谋略超过裴寂，但他性格外露张扬，不容易控制，不适合放走二把手的位置上。综上所述，刘文静位在裴寂之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刘文静觉得难以接受。他自视甚高，且在人际关系方面又不太成熟，他坚决地认为自己功绩在裴寂之上，现在位在裴寂之下，这样的职位安排不合理，是赏罚不公，心理难以平衡。他有是一个把心情写在脸上的人，难免露出怏怏不乐、愤愤不平的情绪。此时，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方面都是天才的刘文静，竟然不明白自己流露出针对裴寂的不满，就是对唐高祖的安排表示不满，就是对唐高祖有意见！唐高祖肯定就不高兴。
接下来的事，更是让刘文静受刺激：裴寂在朝廷上异常得宠，唐高祖不仅赏赐给他无数服玩宝物，还时常赐御膳给他食用。称呼裴寂的时候，从来不叫名字而叫“裴监”（裴监是对裴寂当年的晋阳宫监职位的尊称，唐高祖用贫贱之交时的称呼来称呼裴寂，亲切程度谁都可以感觉到。）更有甚者，每当高祖上朝，一定会让裴寂和自己同榻而坐；退朝以后，还总叫上裴寂一起进宫闲聊或谈事；朝中的事务，唐高祖对对裴寂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刘文静看到这些，更难以接受，每次看到裴寂得宠的情形和大臣们对裴寂的羡慕表情，心里就酸得受不了。
一天，刘文静终于向唐高祖上奏：“陛下君临天下，各官一律都是臣子，在陛下这里都应称呼名字；而且皇帝的地位应该无比尊严的，皇帝的宝座是不能让臣子坐的。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序，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刘文静这番话，明显是冲着裴寂所享受的“裴监”称呼，和上朝时与皇帝同榻而坐的殊荣来的，其目的是让唐高祖结束这种做法，不再那样宠着裴寂。唐高祖是何等样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文静在想什么，更何况，最近他也应该能够通过自己安插在朝野的耳目，了解到了刘文静的言行。唐高宗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没有发作，他回答：“历史上，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还成了千古美谈。今天，诸位大臣都是我的旧同僚，而且德高望重，这样的交情怎能忘了？此事您不必疑虑！”对于唐高祖的这种反应，刘文静肯定更加不满，又无可奈何。
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方面，持什么样的态度，史书上难以找到记载。他固然会同情和支持刘文静，但对刘文静的言行可能是听之任之，没有加以劝止；或者是他劝止了，但刘文静这头倔驴不听。至于裴寂，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好，但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的面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老练，也有教养，而且城府也深得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另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薛举，率军进攻唐的领地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刘文静被任命为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随同李世民出征薛举。刘文静离开京师，眼不见裴寂，心中自然能少烦一些，裴刘的矛盾暂时得到了一点缓冲。
象唐高祖把裴寂放在刘文静之上的做法，作为臣子是应该理解的：抛开裴寂有功不说，即使裴寂无功，也有必要把他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因为这样做对“一把手”最安全。当臣子的都需要从心理上完全接受，除非是你不想在这里干了。更何况，裴寂不是没有功劳的，裴寂表面上看来做得不多（史书上提及的就更少），那是因为他的很多功绩都归到唐高祖的身上了，而且裴寂所有的功劳唐高祖都心中有数。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做法都比比皆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坐到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位置之时，通常都是安排一个资历深但能力不强、没有野心的“长者”做二把手；或者扶持一个资历浅、声望低、但听话的人作为“二把手”。总经理通过这个二把手把一些能力强、影响力大、对总经理有可能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物隔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对他们形成制衡，保证自己宝座的安全。万一经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还可以拿这个二把手当替罪羊，而且这时候杀掉这个才拙而位高的二把手，很容易就能满足下面的不平心理。
有的副总就非常聪明，在一把手位置绝对稳固的时候，他从来都是避免处在二把手的位置：每当自己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时，总要推上去一个新的二把手，把他放在自己和总经理之间，形成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如果总经理是个雄猜之主，这种做法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保护措施。
刘文静只看到了裴寂风光的一面，真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殊不知裴寂每天也会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他自有他的难言之痛。所以，我们在遇到刘文静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象他那样痴迷于二把手的位子。
当时天下远未平定，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在军权方面，唐高祖更新任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大儿子李建成虽然才能不凡1，但毕竟已立为太子，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三儿子李元霸早夭；老四李元吉年纪太轻、且有些纨绔子弟习气，更重要的是领兵经验太少，很难立即担当大任。所以，此时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薛举兴兵进犯泾州之时，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
大军出发不久，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唐高祖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
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大不吉利！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贪功心切，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推翻唐朝。突然得了重病，才撤军了。
李世民战败回京，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把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事后由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秦王派小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文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文静就还有机会。如果史实真的如此，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
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他应该是高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a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意志涣散，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立即展开攻击，薛仁杲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杲被押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
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朝廷自然要论功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说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后来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李世民也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提几句。李密因为败给了王世充，投降唐朝，李密的手下魏征也跟随降了唐，于是唐高祖指令魏征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他权衡之后也决定降唐。这个人比较会做事，他命人登记好所辖郡县的户口、士兵等资料之后，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听后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这个人确实会做事，武德元年年底的时候李密因叛逃被杀，李世勣又请求唐高祖允许他为李密披麻带孝厚葬李密，说是尽一下对旧主的情意。博得很多时人的好感。）罗艺也有意以幽州等地降唐，他的手下温彦博非常赞成，极力促成此事。罗艺降唐后，唐朝诏命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后唐高祖又赐罗艺姓李，且擢升温彦博为中书侍郎（温彦博是唐高祖所宠信的大臣、《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时任唐朝要职黄门侍郎的温大雅之弟。温大雅、温彦博两兄弟同时供职朝廷而且都是显赫的高官，时人很羡慕。）到武德二年，隋朝的弑君佞臣宇文化及死了，他的弟弟宇文士及带领着隋朝旧臣封德彝前来降唐。对于宇文士及，唐高祖在隋朝担任殿中少监的时候就认识，有多人劝说唐高祖起兵反隋，宇文士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现在宇文士及的妹妹是唐高祖后宫中比较得宠的昭仪，因此唐高祖授予宇文士及上仪同的官衔。而对于封德彝，因为他是隋朝时出名的佞臣，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将他遣返回家。一段时间后，封德彝进献秘策迎合皇上，高祖看后觉得不错，又改变了态度，加封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内史侍郎。接着，在王世充手下任军职的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在阵前突然逃离军阵，前来降唐，高祖让他们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听用，李世民十分看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
再回头来说刘文静。虽然经历了失败、免职再复职的波折，脾气倔强的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待裴寂的方式。上朝时，朝臣们讨论朝政，只要裴寂只要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还经常顺便出言羞辱裴寂。于是，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感情了。
刘文静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而且也明显有只顾个人私怨而玩忽国家大事的倾向。唐高祖看到眼里肯定很生气，很快产生了对刘文静的不满和厌烦。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也肯定很恼火，但面对刘文静对自己的攻击，却是一忍再忍。他此事的表现让人想起“咬人的狗不叫”这句土话，他在等待机会收拾刘文静。
恰在这时，朝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能因为太子李建成的提示，唐高祖意识到李世民小集团的实力已经太大，要进行一些压制了。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开始，就处心积虑拉拢一些将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现在不仅功臣刘文静已经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高官萧瑀、屈突通也明显和李世民亲近（屈突通在李世民征薛仁杲时在帐下听命，被李世民拉拢为私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很有才能的人，作为秦王府的属僚，更是忠于李世民。加上李世民剿灭薛仁杲有功，威望日隆，势力发展更是迅速。这种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太子李建成形成不利影响。
唐高祖开始有意识地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精英人物调离秦王府，到其它地方任职。李世民对朝廷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想不出什么办法来阻止。有一天，朝廷又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时任秦王府记室的房玄龄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去找李世民，说：“我们这里虽然很多人被调走了，但大部分都不足惜。只有杜如晦这个人不同！他才能卓越、智谋深远，是王佐之才！如果您日后只想安安心心地当个亲王，那就用不着留他，但如果您有登上大宝、君临天下的志向，非得留住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大惊：“你怎么不早说？差一点就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才！”于是编个理由上奏，把杜如晦留在了府中。这时候唐高祖也不会想把事情弄得太露骨，李世民要留住个别人在秦王府，朝廷还是会允许的。
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唐高祖也刻意不再给李世民立功的机会，转而使用其它人。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河东（今山西）一带，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抗，结果大败，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又发生了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之事，导致晋州、龙门相继失陷。但唐高祖此时还是坚持任用败军之将裴寂，让他继续镇抚河东，仍不起用李世民。
如果刘文静在zhengzhi上成熟，这时就应当能看出来唐高祖和太子正在削弱李世民，而自己作为李世民的主要党羽，很容易成为被削的对象，这时候就应该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柄。但刘文静不是这样，他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甚至还愈演愈烈。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多了，不禁发起怨气拔刀砍柱子，大声喊叫：“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正好那时候他家里闹鬼，于是弟弟刘文起找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刀来驱邪。大臣请巫师来做法的事情，在迷信盛行的古代是大忌，是历代皇帝所嫉恨的行为，很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这件事情果然给刘文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有个小妾，因为不再受宠爱，就怀恨在心，知道这件事情后她就让自己的哥哥上告官府，把刘文静的言行都辗转上报给了朝廷，说刘文静要谋反。
唐高祖接到了对刘文静的指控，觉得可以给他套上谋反的罪名，借机除掉他。这样一是为了免得他以后再惹自己生气，更重要的是还能削弱李世民小集团的势力。于是他命令裴寂带着萧瑀、李纲去审查此事。我们从高祖居然派裴寂去审查刘文静的案子，就能看明白他是想下狠手了。
刘文静面对裴寂等人的审查，辩解说：“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和裴寂职位大致相当。但如今呢？裴寂官居仆射，我的官衔却很一般。想当初我东征西讨，把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代价不可谓不大！后来立下如此的大功，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那天我是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才口出怨言。但仅此而已！要说我有谋反的想法，那肯定是没有的。”
唐高祖看了裴寂呈上的审查结果，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了。”李纲、萧瑀都不同意高祖的意见，说刘文静有情绪是真，但确实是没有谋反的意思。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一条臂膀，所以李世民听说后，也特地赶来替刘文静求情，极力替刘文静开脱。但是唐高祖并不给他这个面子。
裴寂心中恨透了刘文静，他在接到高祖的指令，去审查刘文静案子的时候，就明白皇帝要对刘文静下手了。现在看高祖把谋反的帽子往刘文静脑袋上扣，就明白自己该怎么说了，于是他上奏说：“众所周知，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在众人之上，但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定是后患。”裴寂话中最狠毒的一句就是“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这就是说，既然不能让他满意，就必须杀了他，免得被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得到。这话说到了高祖的内心深处，他既然不能让刘文静满意，就要除掉他，不然刘文静真的到了对手那里，绝对是后患无穷！高祖犹豫了一下，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史载，刘文静在刑场上捶胸顿足：“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果真如此啊！”
刘文静可以说是第一个死于唐朝官场倾轧的高官。这个案子虽然带有残酷和卑鄙的色彩，但这个阴谋的精彩程度、和复杂程度都不是很高，以后的官场上，更绝妙的“创意”、更精彩的“剧情”，才真的是层出不穷。
这个刘文静真的聪明，也真的糊涂。能把军国大略看那么清楚的一个人，到死都还没有搞明白唐高祖杀他的真正原因，到死也都没有领悟到自己一年多以来的言行是多么的不正确，至少是不明智。唉！真的可悲！
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职场和官场，有着多少个刘文静正在用无谓的言行发泄自己的不满呢？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究其原因，可能是你的领导不公正，但更可能是你没有把你所做的充分沟通给领导，也可能是你的关系没有搞到位，也有可能是你低估了别人的能力和功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学刘文静那样发牢骚，搞对抗，因为那样只能惹得领导反感，至少会觉得你不成熟。同时你的做法也会给别人以口实，甚至有的小人会故意来套你的话，然后再向领导打小报告害你。
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能你认定你的领导确实是任人唯亲或者有其它严重的人格缺陷，坚决地辞职而去；另一条路就是要接受现实，把你的嘴巴闭起来，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脸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领导还是个公正、明白的人，你还是会很快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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